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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指强制实现此项义务的手段，亦即履行此项义务的担保。
故在法国官吏居于国家的责任之后而其为法律行为时，可免行政服从或个人责任进退维谷之境也。故曰：因行政上之专横行为而涉讼之人，深知受中央最高行政法院之保护远胜于弭争法院。
故法官确乎独立，无所疑惧，其判决一惟法律正义是遵，决无顾忌社会之毁誉，上司之意向也。盖其行使职权之时，关于其权力及职务之解释，各自裁决也。第三，由行政部任命是也。立法部自行裁决并解释自己之权限，良以中央与地方既未分权，而中央政府对于各省法案自有撤销之权也。由上述六名法官选举二人。
故遇此种情形时，公道常不得伸焉。意大利行政部有移调法官管辖区域之权，故其独立之精神较弱，法官为免不利之移调计，不得不示相当之屈从也。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10]对于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研究及其思维方式之间的僭越所造成和可能造成的严重消极的理论与实践后果，徐长福博士早就做了详细的说明。因此，‘科学始于问题，也可以说是‘科学始于理论。童之伟：《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再与郝铁川先生商榷》，载《法学》1997年第5期。王充：《从理论向实践的回归——论我国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
所以，仿效西洋建筑铁桥洋房就容易，而改革政治法律却难。作为一个新的存在物而言，它是各种规定的总和。
[66]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官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以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及其实践运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自1950年代以来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总结出了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有关应对这些挑战的渐进式改革与根本改革方案。[28]第三，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必须关注真实的法律实践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但这种关注乃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对象性关注，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参与性的关注，其目的在于揭示这些现实实践活动所蕴含的法律意义上的规律或道理，因此，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对于法律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关注基本上是出于认知的需要。实际上，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既包括了学科意义上的部门法学研究中的部分内容又包括了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部分内容。课题负责人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张文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导言》，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因为，社会结构模式的具体表现是体制、政策、法规体系。因此，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这一方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理论创新问题，因为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是尽可能客观的真理，这些法律的真理或者说法律的规律和道理因为是法律及其实践的个别的属性或者性质，所以只存在法律理论的发现和发展问题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法学理论的创新问题，最多也只存在有关法律理论对于法律的真理或者道理的表达与表述是否准确和恰当的问题。社会蓝图与社会过程设计的统一就是社会模式的研究。
王保树：《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离》，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西方法学发展史早已表明，法学新思想与法学新流派的出现，无一例外地几乎都是从对既有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的方法论变革开始的，即在反思既有理论和学派的方法与方法论的同时引进其它学科的方法与方法论及其思想理论资源，从而在改造既有的法学理论的同时产生出新的法学理论甚至法学新流派。
理论是观察主体的观察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的前提条件。骆梅芬：《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下）》，《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它是一种作为，而不是数学公式和机械规律按照亘古不变的指定方法而据以自我实现的一种被动工具。之后，福泽谕吉以日本为主要考量对象而针对后发展社会如何吸收先进文明提出自己的思考说：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在思维上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104]张文显：《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73]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法治）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实施步骤》，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值得玩味的是，在世界上率先提出社会工程概念的就被认为是美国法学家庞德（R. Pound，1870—1964），他把法律类比为一种社会工程，而作为一种社会工程，法的目的是尽可能合理地建筑社会结构，以有效地控制由于人的本性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中人类的利益。
法律的规律与道理并非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者纯粹的主观感觉或者想象，而是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法律及其实践运行本身所包含并片段地呈现出来的客观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将法律的这些客观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认识、理解、归纳、提炼、总结和阐释而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通过语言的载体而以法律的思想和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江必新、郑传坤、王学辉：《先地方后中央：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种思路》，载《现代法学》2003年版。
而那些以建构理想性物质形态物品为己任的学科则被称为‘工程学科，简称‘工科。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是以揭示法律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与制度架构的规律、阐释法律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与制度架构的道理为旨趣和目的的一种思想活动，规律导向、纯化价值立场、逻辑化、观察式的思维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在思维方式上所具有的典型特点。
蔡定剑、刘小楠主编：《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郑尚元：《社会法的存在于社会法理论探索》，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期。
对社会利益进行日益广泛和有效的保护。[62][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学的科学理论》，载[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麦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李浩：《差别证明要求与优势证据证明要求》，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
五、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划界的意义为了提升和推进法学研究，增强法学研究的思想与理论自觉，强化法学研究的实践应用能力，根据法学研究本身的属性、功能与旨趣，对法学研究进行类型划分，并以之为据对其思维方式做思想划界，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还的确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实践功用的，而这又具体地体现在如下主要方面：第一， 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划界为法学研究的功能区分提供了规范化的思想指引。漆多俊：《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冯亚东、胡东飞：《犯罪构成模型论》，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它试图在其最一般的层面上来分析法律，以确证什么才是最重要和有意义的，而不是什么才是平凡的和无关紧要的。
王錫锌、章永乐：《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108]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划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推动，不仅体现在其所创造的理想的法律工程模型作为标准和依据对于现实的法律实践的引领和约束作用，而且也使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集中于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模型的思考、设计和建构上，集中于法律制度及其实践方式的创新上，而不必分心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更可以杜绝将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直接作为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从而产生既伤害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又妨碍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既伤害法学的理论又妨碍法律的工程及其实践的消极后果。
很显然，应该说，钱老在提出要研究社会工程问题时实际上也就间接地提出了社会工程的工程思维及其思维方式的问题了。[29]参见葛洪义：《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形成与演变——对法理学知识谱系的一种考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期。而人文社会科学与此完全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其研究对象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客观的事物，而恰恰是人造物——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及其运作情形——而既是人造物就必然渗透着人的价值观与主观偏好，这样一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人造物在任何时候所呈献给研究者的就绝对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事物，而只能是饱含着人的情感与意愿的对象物，这样的事物始终都是随着人的价值观念和主观偏好的改变而变化的，其改变或者变化的频率与幅度也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对这样的属人的事物及其规律的研究和思考，也就必须以同样的或者同等的人的知、情、意的状态或者境界来进行，也就是所谓将心比心式的同情的认知、理解和阐释，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对这样的人造事物的本性及其规律的探寻——所谓理论研究，还是对这些人造事物本身的改造与塑造——所谓工程研究（设计），就不能不始终彼此缠绕并在事实上成为几乎没有任何分界的逻辑上的无缝联结体，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设计）的混沌不分，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天生的或者自然的现象。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习惯于排他性地以单一甚至直接就是自己的理论主张为法律工程设计即法律制度建构的唯一的思想与理论资源，比较忽视其他的法律的及非法律的各种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运用，从而伤害法律制度建设。对此，徐长福博士指出：在自然学科中，那些以探索物质世界本然状况为己任的学科被称为‘理论学科，简称‘理科。
第四，非逻辑化的思维。侯国云：《市场经济下罪刑法定与刑事类推的价值取向》，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
而方法论变革实质上也就是思维方式的变革。理论学科应有的思维方式是理论思维，工程学科应有的思维方式是工程思维，二者不可混淆。